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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文学首先是写作者个人内心的需要

2019-8-29 09:28| 作者: 朱绍杰 郑晓欣 陈莹|编辑: admin| 查看: 121| 评论: 0

8月16日,《刘醒龙文学回忆录》新书分享会在广州南国书香节举行。该书收录了曾以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当代著名作家刘醒龙有关文学创作的回忆与反思,以及在文学道路上对人生、社会和历史诸多问题的思考,记述了他的“文学前半生”。

十年工厂生活,让我学会力求尽善尽美

羊城晚报:这本《文学回忆录》收录了不少访谈和不同文章,这是怎样考虑的?

刘醒龙:尽管叫做回忆录,但它还是属于文学创作类的,首先是“文学”,我更注重的也是“文学”,所以它必须有文学的特质,否则就和普通的回忆录一样了。

羊城晚报:通过这次重新梳理和编辑,您觉得最喜欢或对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是哪一部?

刘醒龙:海南福彩网年轻时候有年轻时候的喜欢,后来有后来的喜欢。或者说,近十几年的长篇我更看重,离得越近越亲近,最近出的《黄冈秘卷》,无疑会提及得最多。最重要的作品,有早期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秋风醉了》《分享艰难》,其实最早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威风凛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是对个人的写作能力的“高考”,看你是否还可以涉足到长篇小说这一领域来。“高考”通过了,才有后来的《圣天门口》《天行者》《蟠虺》。

羊城晚报:您是否会以作品为节点来划分创作阶段?

刘醒龙:对自己来说,完全没必要这样划分。一个人的创作从头到尾是一个整体,是具有连贯性的。比如去年出版的《黄冈秘卷》,与早期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回溯到处女作。我不太认同把一个人的文学创作分为几个阶段,当然,非要单独研究这个人的眼睛或者鼻子也是可以的。小眼睛在某些脸型上好看,在别的脸型上就变丑了。文学对于个人,也还是要讲究源远流长的。强调某个片断,而将别的忽略了,是很不合适的。

羊城晚报: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您有当工人的经历,这对您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刘醒龙:在工厂的十年,是人生最好的十年。十年中的每一天,在记忆中都是很美好的。尽管事实上有过这样那样的不愉快,经过了,回头再看,点点滴滴让我特别珍惜。十年当中我首先是一个好工人。每年拿两张先进工作者的奖状,上半年一张,下半年一张。工厂评比样样是硬指标,必须完成任务,而且是超额完成任务,出勤率也必须达到指标,正品率必须排在前几名,加工零件件件都要经过检验员检验才能算数,一点头发丝的假也玩不了。十年工厂生活,让我从此保有一种特质,只要是自己手头上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绝不会半途而废,并且力求尽善尽美。

一切文学都是现实的

羊城晚报:您以现实主义写作闻名,是怎么样走上这条道路的?

刘醒龙:现实对于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强大的存在,甚至就是活着的全部意义。人生的任何一个点,哪怕最为细微的存在,都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不可能虚无缥缈,不可能在过去时空或者未来时空。一个人想不与现实发生关联,这太荒谬了。所以,面对现实而写现实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否打上“现实”标签,与是否“现实”间没有等号。因为一切文学都是现实的。

羊城晚报:您的作品比如《天行者》《黄冈秘卷》,都涉及湖北地域与历史,这在当下的地域性意义是什么?

刘醒龙:经验是想象的最初来源。即使是科幻类也是如此。

文学之所以是一切艺术之母,在于它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更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是由于文学中的经验更加可靠和可行。一种新的作品背后,必然是对经验的独特发现。过去大家都一直认为我只能写乡村。2014年,《蟠虺》出版后,满世界一片惊讶,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会写这样一部作品。别人觉得奇怪,自己却认为十分正常,别人不清楚我已从新的经验那里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感。

内地导演缺少真正的都市经验

羊城晚报:在中国文学史上,乡土题材的小说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它会不会被都市文学所取代?

刘醒龙:海南福彩网首先要弄明白,我们认为的“乡村”什么?看上去文学是建立在“乡村”的基础上,其实是对自身、对生命的缘起、对生命最终的安放的感怀与认知。人出于灵魂需要,在之前的现实里,乡村很自然地成为不可替代的描写对象。中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现真正好的城市文学作品,就在于城市很难给人以故土故乡的归宿感。城市能给人以生我养我的感觉,可以回归、可以安放的感觉,目前还没有做到。2013年,我是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那一届的最佳故事片《中国合伙人》是中国香港的陈可辛导演的。有些中国内地导演很奇怪,为什么生活在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的内地导演就导不出来?我跟他们讲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因为内地导演缺少真正的都市经验。陈可辛在香港,他的都市经验更加丰富成熟,而内地导演在整体经验上还没有做好准备。

羊城晚报:从创作上来看,您怎么评价您所在的“50后”作家群体?它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刘醒龙:“50后”作家在写作中的胸怀可能更大一些,视野也更阔一些,想到的自我之外的东西多一些。文学不全是书斋里的事。信息社会的新生代作家,尽管待在家里,有一台电脑,对全世界所有事情可以无所不知,但文学之事,必须亲临现场,感同身受。就像老板招工需要面试一下,有时候就需要两个人对个眼儿。四目相对时的判断,很难用语言来表示,却能够在一瞬间里,察觉对方合适和不合适。一个人在互联网线上与线下,判若两人,这种事例太多了。写作者需要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场,这一点是互联网所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50后”作家更具优势。

不想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不是好作家

羊城晚报:近年来您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主,如何评价中国作家的“长篇崇拜”情结?

刘醒龙:这就像我们做一个背包客,平常可以到广东的白云山上看看,但我们内心最想去的地方,哪怕一辈子可能都去不了,但想一想总是可以的,那就是珠穆朗玛峰。各行各业都有自身的崇拜。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想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不是好作家,就像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长篇小说从难度上来说,确实就是独一无二的,长篇小说在文学各种文本里面,它的境界应该是最高的。

羊城晚报:在网络阅读习惯影响下,读者越来越追求短平快和碎片化,作家应该如何自处?

刘醒龙:文学首先是写作者个人内心的需要,其次才考虑读者,甚至可以完全不考虑读者。一部作品在还没完成之前就去考虑读者,那是不道德的。在写作过程中,唯一依据自己的内心,才是真正的创作,才是真正的文学。我们也要相信读者,读者也在成长。当下的世界提供的全是碎片,那他们只能读碎片,但是只要有史诗可以提供,一定会有人阅读史诗,到头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史诗的境界远远高于碎片化。

在多数小说家眼里,题材与手法从来就不是问题

羊城晚报:您创作的题材、手法多样,有乡土的,有侦探的,也有教育的,跨度挺大,这是怎么选择的?比如侦探题材,和自己的经历或兴趣有关吗?如何做到不同题材、手法之间的切换、过渡?

刘醒龙:小说相较别的艺术,在艺术性上有一种特殊的差异,那就是小说写来与读来必须有趣。那些做到了有趣的小说,往往是百科全书式的。在多数小说家眼里,题材与手法从来就不是问题。小说家只不过是自己愿意或者不愿意这么去做。当然,可能有些人变化起来差异大一些。无论是否引人注目,这些都是小说的基本功。

羊城晚报:您的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歌剧等,如何看待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对于作品被改编,您有何感受?

刘醒龙:文学是一座大山,在这座大山上,可以根据不同需要,构筑不同的景致,有些景致能达到名胜级。文学会允许人家喧宾夺主展示名胜,也会包容那些只记得名胜,忽略大山的声音。老虎就是老虎,狮子就是狮子,还是少管些萌宠们的事为上策。

羊城晚报:作为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您认为茅奖对于作家来说意义是什么?对于有关茅奖的争议您怎么看?

刘醒龙:海南福彩网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时,我说过一句话,写作是过日子,获奖是过年。一年忙到头,不过个年,就没有个过日子的架势。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想着如何过年,同样不是过日子的架势。文学之事如果一点争议没有就不正常,遗憾总是会有的,比如这些年来大家一直记着的《圣天门口》。遗憾一阵就好了,毕竟这不是文学的全部意义。《圣天门口》最后落选的时刻,正好在济南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朋友之间说了些很夸张的话。这样的话,在别的场合上绝对不会有人说。能说出如此夸张的话来,本身就说明其重要,是独一无二的。

对写作惯性保持百分百的警惕

羊城晚报:您写作几十年了,每次写作您会不会有要突破自身、超越自身的压力?您是怎么解决的?

刘醒龙:这个是好问题。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不断突破自身的,对自己的写作惯性保持百分之百的警惕。写作惯性是很害人的。在《回忆录》里面我就写自己当初写中篇小说,很受杂志欢迎,不需要太费脑筋,都能被接受。这就变成了惯性。写作中的惯性最明显之处是对自我复制,要让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我是发现了,1999年之后就不写中短篇了,无论谁来约稿,我都没有答应,全心全意只写长篇小说。

对作家来说,长篇小说确确实实是很大的挑战,首先得有一个非常健壮的身体,精神状态也要靠谱。仅从这一点上看,长篇小说写作也是对一个人生命状态全方位的调整,是给自己亮红灯发预警信号,还是吹继续冲锋陷阵的冲锋号。

羊城晚报:写作长篇小说需要健康的身体,您自己有这方面的良好习惯吗?

刘醒龙:《圣天门口》完稿后的第三天,我去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差一点晕倒在卫生间。那是一次来得非常及时的信号。随后便开始每天早起游泳,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十几年如一日,自己并不怎么觉得。2017年夏天,我们一群人从万里长江的入海口崇明岛,一直走到长江源头的沱沱河,到达可可西里边缘,随队医生给大家做例行检查时发现,整支队伍中数我年龄最大,但无论是血氧含量,还是心率血压,却是我的最好。

羊城晚报:您觉得您现在的创作状态怎么样?

刘醒龙:我不敢说自己现在是个什么状态,但我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对自己的写作保持十足的警惕,当这个时代不再需要我的作品,我会毅然决然地放下笔,不再写。一个人辛辛苦苦地完成一部作品,出版社努力印出来,却没有人说好,也没有人说坏,就当不存在,这个时候就该退隐江湖,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退休养老颐养天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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