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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叶兆言:治隆唐宋

2019-8-27 10:24| 作者: 叶兆言|编辑: admin| 查看: 193| 评论: 0

1 两江总督大人

南京有个众所周知的明孝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埋在这。城东的紫金山地区因此成为禁地,有军队和太监守陵,擅入者要杀头。明成祖迁都去了北京,死后又葬在那,于是有了后来的十三陵。南京的明孝陵多少有点形影孤单,虽然设立了神宫监,设立了孝陵卫和祠祭署。遇到重要日子,在位皇帝生辰,太祖帝后驾崩之日,都要上香点烛祭以酒果。清明和中元日,也就是七月十五日鬼节,各至祭以太牢,派遣勋旧大臣一人,譬如徐达之后裔嗣魏国公前去行礼,南京各衙门文武官员要陪祭。

古代帝王祭祀社稷,牛羊猪全备为“太牢”。这些针对明太祖的繁文缛节,到了大清,自然而然全部取消。魏国公的封号也被削除,明孝陵的地位立刻下降。清军到南京,多尔衮下达命令,“洪武陵设守陵太监四名、人丁四十名,仍给地四百晌,以供祭祀、护守之用,余悉入官”。表面上看,只是将守陵的规格降低,实际效果则是,陵园因为缺乏有效管理,它的光环不再,衰败已不可避免。

南京紫金山最早叫金陵山,汉代称钟山。汉末有秣陵尉蒋子文逐盗,死于此,为了纪念,东吴的孙权封他为蒋侯。孙权的祖父叫孙钟,为避讳,又将钟山改名为蒋山。南北朝的孔稚珪写过一篇很有名《北山移文》,收入《古文观止》,广为流传,他笔下的北山,就是紫金山,因此文化人掉书袋,除了说蒋山,也喜欢说北山。

紫金山还有一个称呼,叫神烈山。这个称呼有点莫名其妙,与北京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有关。世宗是武宗的堂弟,武宗是独子,没兄弟没儿子,他死了,堂弟继位。偏偏这位堂弟是大孝子,做了皇帝,不断地给自己亲爹追封。按照皇室规定,这么做很出格,三句两句也解释不清楚,反正史称“大礼仪”之争,闹得十分厉害。皇上总是可以有些话语权,为抬高葬在湖北钟祥的生父地位,嘉靖封生父的显陵为“纯德山”,封祖陵为“基运山”,封皇陵为“翔圣山”,南京的明孝陵当然也得跟着追封,于是诏改为“神烈山”,并在今天的下马坊公园,立了一块“神烈山碑”。

进入了清朝,中山门外的明孝陵,与南京隔着一座满城,很快变得很荒凉。紫金山地区人迹罕至,野兽出没,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却在这里留下了一首《侨居神烈山下》:

典得山南半亩居,偶因行药到郊墟。

依稀玉座浮云里,落寞金茎淡日初。

塔葬属支城外土,营屯塞马殿中庐。

犹余伯玉当年事,每过陵宫一下车。

这时候,留在南京城里的老百姓,一个个都已削发降清,清廷留发不留头,谁也不敢违抗。顾炎武打定主意,要做明朝的遗民,不剃发不易服。这样的人在当时显得很特别,也很麻烦,因为与众不同,只要一出门,就会变得十分惹眼。清朝的遗老遗少在民国初年,留一条猪尾巴似的小辫子,不过是被旁人笑话,在大清时代,顾炎武这种顽固坚持,很有可能会掉了脑袋。

顾炎武在南京,选择侨居在神烈山下,显然也是迫不得已。毕竟这一副前朝人的打扮,会有太多不方便,非要出门,不得不“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他不得不隐姓埋名,自署“蒋山傭”,蒋山即神烈山,表明自己仍然还是明朝皇帝的忠实仆人,他的《蒋山傭诗集》和《蒋山傭残稿》,就在此期间完成。

南北朝时的士大夫喜服五石散养生,服了药,要漫步以散发药性,所谓“行药”。“药后足行千步,信其血导气捎,效能薄震邪薮”,顾炎武的“偶因行药到郊墟”,肯定不会是无意。顺治年间,他曾前后七次谒孝陵,当时的灵谷寺,据说还供奉着一幅明太祖“御容”,瞻仰以后,无限感慨,写了好几首与孝陵有关的诗。除前面引用的《侨居神烈山下》,还有《恭谒孝陵》《再谒孝陵》《孝陵图》《重谒孝陵》,其中《孝陵图》是长诗,前面还有一段长序,十分沉痛:

重光单阏二月己巳来谒孝陵,值大雨。稽首门外而去。又二载昭阳大荒落二月辛丑,再谒。十月戊子,又谒,乃得趋入殿门,徘徊瞻视,鞠躬而登殿上。中官奉帝后神牌二;其后盖小屋数楹,皆黄瓦,非昔制矣。升甬道,恭视明楼宝城;出门,周览故斋宫祠署遗址。牧骑充斥,不便携笔砚,同行者,故陵卫百户束带玉为指示,退而作图。

政治文明沦丧,衣冠文化尽废,这是明末清初南京社会风气的基本写照。明孝陵越来越破败,“陵卫多官军,残毁法不捕”。异族入主,山河破碎,借拜谒孝陵,一抒故国之恸,成为明遗民最后的精神寄托。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上的坚守,国破家亡,作为一介文人,只能做到这样。顾炎武编过一本《建康古今记》,除了不剃发不易服,他学问渊博,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被誉为清代朴学“开山始祖”。

说到明孝陵拜谒,不妨顺便提一下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创造了大清的康乾盛世,在位时都是六下江南,只要下江南,必定要到江南的首府南京转转。明孝陵埋葬着前朝皇帝,别人怕犯忌不敢去,他们无所谓,兴师动众来到南京,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去明孝陵祭拜。其中只有一次,康熙的第四次下江南,行色匆匆,在南京待了两天,便迫不及待离开,不得不“遣大学士马齐祭明太祖陵”,是历次南巡中绝无仅有的事情。

中华书局出版的《康熙起居注》,记载了康熙爷第一次过南京的情形,他亲率“内大臣、侍卫、部院官员往谒明太祖陵,于孝陵殿前行三跪九叩头礼,次于宝城前三奠酒”。同样是看到了亡国原因,与顾炎武谒陵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康熙从明孝陵的衰败中,看到了“金陵虽有长江之险为天堑,而地脉单弱,无所凭依”,看到了“六朝偏安,弗克自振”,看到了“成平既久,忽于治安”,“万历以后,政事渐弛,宦寺朋党,交相构陷”。康熙还因此写了一篇《过金陵论》,大发兴亡感慨:

门户日分而士气浇漓,赋敛日繁而民心涣散。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良可悲夫!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国家者,知天心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业业,取前代废兴之迹,日加儆惕焉,则庶几矣!

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心情不一样,康熙盛赞明太祖的丰功伟绩,“礼文隆渥,逾于常祀”。在明孝陵,他还写下了四个擘窠大字,此后谁要去明孝陵,都会迎面看见刻有“治隆唐宋”的御碑。不会作秀的人当不了好皇帝,康熙的谒陵被誉为“千古盛德之举”,载入史册,与明太祖当年歌颂元朝的皇帝如出一辙,朱元璋也曾说过成吉思汗祖孙起于漠北,“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说到底,都不过是借题发挥,表明自己这个天子名正言顺,拥有主宰天下的正统地位。

事实上,当时在南京城,真正能像顾炎武这样有骨气的,绝对凤毛麟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都是说说而已,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更多的是老老实实地做顺民,国家兴亡与他们有屁的关系。改了朝换了代,经过丁酉江南科场案,经过金圣叹的“哭庙案”,南京土著居民变得更加老实,晚明的恶习改了许多。南京的城市级别与前朝相比,大大降低,然而仍然还是一个硕大的官场,只要形形色色的官场还在,当官的仍然可以逍遥快活。

清廷派洪承畴来到南京,前面已经说过,洪是汉人,在前朝就是大官,官至兵部尚书。到了清朝,继续是大官,继续得到朝廷重用,比前朝的官还要大。他胸有成竹地来到南京,对于如何管理这座城市,脑海中已有了一个十分成熟的方案,上报清廷,很快便得到了认可:

江南改京为省,一应设官,自当与各省一例。应如所议,设操江都御史一员,布政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员,分守江宁道一员,屯田水利道一员,布政使司经历、理问、都事、照磨各一员,按察使司按察使一员,驿传兼盐法道一员,分巡江宁兼江防道一员,整理马政道一员,按察使司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省城内掌印都司、操捕都司、管屯都司各一员,都司、经历、断事、都事各一员,江宁府知府一员,江防同知、马政同知、船政同知、管粮同知各一员,捕盗通判二员,查盐通判、水利通判、管粮通判各一员,推官一员,经历、知事、照磨、检校各一员,江宁府儒学,江宁、上元两县儒学教授、教谕、训导俱照旧,两县县丞各二员,主簿、典史各一员。

这段有些啰唆的文字记录,有助于了解当时南京的干部配备。洪承畴知道,要稳定南方,首先要把南京的这个官场给稳定住。清王朝已定都北京,“居北制南”,南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与北京并称都会,宜“去京之名,存设官之实”。把当官的搞定了,也就把老百姓搞定了。世异时移,为什么大家会很在乎城市级别,原因就是级别高,官员名额就多,能分给大家的糖果也多。很多职务听上去都很奇怪,反正属于官场一套,弄不明白查查百度就行。当然,也可能查了百度,仍然还不明白。

说起清朝时南京最大的官,无疑还是两江总督大人。南京人很在乎虚名,这基本上也是明朝留下来的后遗症,留都的虚名不复存在,现在,此地又有了一个两江总督。老百姓吹牛,排座次,总是喜欢讲两江总督的重要。大清有八大总督,两江总督排名绝对靠前,仅次于北方的直隶总督。事实上,两江总督官衔虽然不小,真正的实权很难说,它可大可小,有时候很牛,有时候也就那么回事。

海南福彩网两江总督之名,最初可以上溯到洪承畴的“总督大学士”,当时清军刚占领江南,这一职务的最初使命,只是“招抚南方”,辖境并不仅限于江南一省。顺治四年,马国柱被任命为江南江西河南总督,接替洪承畴。过了两年,河南划归直隶总督管辖,马国柱的职务变为江南江西总督。几经折腾,到康熙后期,江南江西总督开始简称为两江总督。江南省又拆分为江苏和安徽,从此两江总督的管辖范围,包括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以及后来从江苏分出去的上海。

江南省的总督名称与辖境一直在变动,巡抚和布政使等官员的驻地也经常会变。清朝改京为省,曾在江南省设立了三名巡抚。凤阳巡抚驻泰州,辖江北淮安扬州庐州凤阳四府,以及滁州和州徐州三州,并协助淮扬总督办理军务。安徽巡抚驻安庆,辖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五府,广德一州。江宁巡抚驻苏州,辖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

江宁巡抚不在南京办公,这个大约会是后来很多南京人想象不到的。整个大清期间,南京都叫江宁,在南京办公的叫江宁知府江宁布政使,而江宁巡抚不在南京,在苏州上班。其实江宁巡抚就是江苏巡抚的前身,只不过江南省原有三巡抚,后来重新组合,分成江苏安徽两省,江苏巡抚一直都在苏州。南京作为两江总督府所在地,它的行政职能随形势而变,基本套路就是,如果世道不安定,两江总督大人的权力就会大一点,必须党政军一把抓。

相比较而言,两江总督最要负责的是军事,有权“节制三巡抚、一提督、六镇”,即江苏安徽江西三巡抚,江南一提督,苏松镇、狼山镇、徐州镇、寿春镇、九江镇、南赣镇六总兵。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他的权力更大,大到他自己都有些害怕。权力大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曾奉旨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因为要与太平军作战,他必须拥有非常大的兵权,四省巡抚和提镇悉归节制。然而一旦剿灭太平军,就犯了功高震主的大忌,变得十分危险,于是连忙请求削藩,主动削去自己的兵权。

南京的两江总督署,位于“沐府东门”,即今长江路总统府旧址。太平天国占领江宁,将总督署改为天朝宫殿,即天王府。太平天国覆亡,天王府大部分毁于战火。同治十年,也就是1871年,又在原址重建,次年四月竣工。两江总督是南京最大的官,应该是一直就在这里办公。

清朝时期,南京一共有过八十三个两江总督。最初三位都是汉军旗人,所谓汉旗,基本上就是汉奸的意思。老百姓的观点可以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南京人心目中华夷之分,不再是满人和汉人,而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满人刚入关,对内地风土人情一无所知,对江南一带的民风根本不了解,起用介于满汉之间的汉军旗人,以汉治汉,显然能起到非常好的沟通作用。经过三任汉人两江总督,天下越来越太平,接下来,两江总督的头衔,基本上落入满人囊中。

一直到道光年间,两江总督的职务,大多由满人来出任,渐渐地,汉人总督开始多于旗人。从套路上来讲,考虑到南京所处的位置重要,太平年月,一般都让满人来担当总督,因为在和平盛世,说起来也算是个封疆大吏,两江总督也就是个用来享乐的闲职。毕竟江南的重点不仅是军事,更重要的还是保障税收,这是维持清政府能够正常运转的生命线,顺治皇帝就有过明确批示:

总督、巡抚,责任不同。巡抚专制一省,凡刑名钱谷、民生吏治,皆其职掌;至于总督,乃酌量地方特设,总理军务,节制抚、镇文武诸臣,一切战守机宜,调遣兵马重大事务,当悉心筹画。

总督大人只要把枪杆子抓住就行了,雍正爷也有过差不多的批示:

巡抚统率全省文员,提督统率通省武弁,至于总督,则兼文武而统辖之者。

道光皇帝之前的历任两江总督,非进士出身者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旗人出身的两江总督,大多不是科举正途出身。这些人天生就是贵族,承袭世职,根本用不着什么学历和文凭,即便没什么真才实学,在太平年代能够下放江南,来南京干上几天两江总督,也不能算是太委屈他们。

汉人要想在南京担任总督,则完全不一样,必须得有功名。担任两江总督的名人很多,大清历史上很多厉害的角色,都干过这差事,譬如林则徐、曾国藩兄弟、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端方,都是清代的重臣。上述名人中,除了端方,都是汉人。事实上,两江总督一职,权力有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大致说来,除了紧紧把握枪杆子之外,民生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毕竟在清朝,和平的年月更多。

清朝后期,两江总督开始承担一些新的职责,譬如兼管漕运和河道。清朝在八大总督之外,还设有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部长与水利部部长。两江总督把这两项差事兼任了,可以想象其职务的重要。此外在扬州设有巡视两淮盐政,监察御史一员,专管盐务,道光十年裁两淮盐政,改由两江总督兼理。到了咸丰和同治之后,两江总督又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掌管中外交涉事务,“专辖上海入长江以上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兼理焉”,也就是说,都管到浙江、福建和广东去了。

2 秦淮冬尽不堪观

秦淮冬尽不堪观,桃叶官船搁浅滩。

一夜渡头春水到,家家重漆赤栏杆。

这是明朝书法家文徵明曾孙文震亨写的《秣陵竹枝词》,一首民俗风景诗,十分生动地描写了枯水季节的南京秦淮河情景。文震亨只是个很小的官,标准的文人,能写字会绘画,喜欢写诗,留给后人有点影响的作品,不是书画,也不是诗,而是一篇《福王登极实录》。

南明福王南京登基,六十岁的文震亨恰好在现场,目睹了整个过程。这篇实录十分传神,写到了当时南京民众的兴奋,“都人聚观呼万岁,见两大星夹日而行,钟山紫气中五色云见”,“龙江浮楩楠巨木千章,若为鼎新大内而出者”。好像也没人会想到亡国,崇祯皇帝在北京上吊死了,大家仍然十分乐观,特别是听说“辽东总兵吴三桂疾驰至山海结虏入关,大杀贼十数万,夺其辎重无算”,竟然高兴得手舞足蹈。

南京人很快尝到“结虏入关”的恶果,接下来,清军不仅入关,而且立刻南下,立刻大兵压境,南明小朝廷说完就完。文震亨避居阳澄湖,清廷下达了严厉的剃发令,文震亨投河殉国,被家人救起,绝食六日而亡。读当年的一些文字记录,清军进入南京,正是雨季,虽然秦淮河水很大,内涝严重,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多像他这样投河殉国。可能此前的南明小朝廷也折腾得太不像话,南京人多少有些离心离德,觉得不值得为那帮鸟人去死。

还是回到文震亨的《秣陵竹枝词》,还是回到冬季的秦淮河枯水季节。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因为有了这条河,就有了南京这座城市。有了这条河,南京城自然而然就活了。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通常说的秦淮河,都是特指内秦淮。它从东水关流向西水关,流向走了一个V字形,从东北端开始,向西南流去,河道的最南端是镇淮桥,然后又蜿蜒向西北。镇淮桥位于聚宝门内侧,也就是今天的中华门内,因为紧靠南门,亦名南门桥。

南京人并不太在乎秦淮河是从哪里流过来的,反正它缓缓流过,经过了这个城市。除了内秦淮河,南京城里水道曾经很复杂,有运渎,有青溪,有杨吴城濠,还有金川河。说起来,有些水系现在已不复存在,然而毕竟是南京城历史的一部分,是永远都不能抹去的痕迹,它们当年“皆与城外各河脉络贯通,既便客货往来,兼资居民汲饮”。

秦淮河在城东的通济门外与护城河汇流,经东水关流入城内,与内秦淮河相通。外秦淮河沿城墙外侧,在城市西南角分道,也就是在赛虹桥那里一分为二。自水西门城外的石城桥,至西北隅龙江关抵达长江,这一段称之为下河,长十五里,“为漕盐挽运及闽浙各省商货必由之路”。自中华门城外的赛虹桥,至西南隅西新关通往长江,这一段称之为北河,长十二里,“为民田灌溉所赖及安徽、江西、湖广各省行旅通津”。

海南福彩网要想把历史上的南京水网图说清楚,很不容易。沧海变桑田,南京城的文明史,基本上是从一大片沼泽地,慢慢发展而来。遥想当年,在城北,玄武湖与长江相连,白茫茫一大片,望不到尽头。石头城也是临江,古人站在今天的石头城上,可以对着浩瀚的长江赋诗。南京城在一开始格局很小,东吴建都时开始都市规划,挖了一些人工河道,譬如运渎,譬如青溪,譬如北堑和潮沟。

用今天的眼睛看古时候的南京,很局促很小气,远比你想象中的小还要小。东吴赤乌三年(240年),“使左台侍御史郗俭监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名运渎”。赤乌四年(241年),“诏凿东渠,名青溪,通城北堑、潮沟”。运渎在西,青溪在东,青溪的遗迹还在,运渎现在已很难考证明白,查看老地图,在晚清至民国初年,今天的户部街淮海路铁汤池一带,还散列着大大小小的池塘,水道十分明显,沿洪武路一线展开,自南向东北延伸,因此研究者有理由认定,这附近很可能就是运渎故道。

简单里说,河道就是古时候的公路,必须四通八达。内秦淮河既是母亲河,同时又相当于北京的长安大街,是南京这个城市中最重要的主干道。河岸人家开始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河道纵横,水路交错,两岸人民要交往联络,就必须借助渡船,借助桥梁。以秦淮河最南端的镇淮桥为例,在东吴时曾被称为“南津”,为什么叫“津”,因为最初还没有什么桥,只是个渡口,陈作霖的《东城志略》上说:

晋立大航以与朱雀门对,故名朱雀航,实二十四航之一,至唐始有桥。

镇淮桥东北的秦淮河上,有武定桥,有文德桥,有利涉桥,这些桥和六朝古都没关系。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只是唐朝时风景。没有人说得清楚朱雀桥的准确位置,在六朝时它只是一座浮桥,到了清朝,已经沦为传说,“野草溪花媚晚凉,残基犹说晋咸康,镇注桥北无遗址,何处当年廿四航。”武定桥“在大功坊右”,始建于南宋淳熙年间。也就是说,南京吹嘘起来挺风光的这桥那桥,它们的历史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久远,唐之前并没有镇淮桥,南宋之前没有武定桥。

文德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地点是在江南贡院以南,紧邻夫子庙,基本上可以算作南京当年最热闹的一座桥。“跨文庙泮池之上,蒋山真面,青翠扑人”,这一段河流是十里秦淮精华之所在。位于桃叶渡的利涉桥,也就是相传为东晋王献之送婢之地,它的历史更短,到了清顺治初年,江宁一个叫李正茂的知府才在这里建桥,最初是座木桥,康熙时一度改为石桥,后来又改建为木桥。

镇淮桥往西北去的一段秦淮河,显然没有东北方向热闹,不热闹也必须还得有那么几座桥,挨个数过去,有新桥,有上浮桥,有下浮桥。新桥名“新”其实很旧,原名万岁桥,它的历史倒有些悠久,竟然是六朝遗迹,早在齐梁时期就有,北宋改为饮虹新桥,俗称新桥。然后是上浮桥和下浮桥,所谓浮桥,顾名思义,最初应该是漂浮在水面上,这肯定会影响通航。

丰富的水路交通,给了南京最充分的水上便利,然而有利必定有弊,有水利就有水患。水患注定也会困扰这座城市,秦淮冬尽不堪观,桃叶官船搁浅滩,到冬天枯水季节,秦淮河通航首先会成为问题。当然,随着城市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变化,陆路交通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便捷,水路通航渐渐已不是太大问题。甚至老百姓的饮用水,也变得无关紧要,大家已习惯了喝井水。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与枯水相比,南京这个城市所面临的真正水患,很显然还是发大水,是内涝。

为了调节南京秦淮河水位,在利涉桥东北方,也就是内秦淮与青溪交汇处,设有一个限制水位的东水关,直接控制进入南京城的水量。东水关为砖石结构,共有三层,每层十一券,共三十三券。所谓“券”,就是门洞,俗称为“偃月洞”。上面二层安置守城的将士和储藏物资,最下面一层调节内秦淮河水位,中间的铁栅栏可以防止敌军从水路偷袭。

海南福彩网东水关修建于明朝,它与玄武湖南侧的武庙闸一样,至今仍然还在发挥作用。它们与城墙完美融为一体,在中国建筑史上堪称一绝。秦淮河水流到了东水关,在这里一分为二,一股顺城墙外侧流淌,成为护城河,另一股穿过水关入城,便形成了著名的十里秦淮。

从线路上来看,入城的水流自东水关进,再蜿蜒向前,经过西水关出,绕城大半圈,是非常合理的设计。城市北面还有一个玄武湖,又是个巨大的蓄水池,进退有序,这城市旱涝无虞,应该在情理之中。事实却并非如此,掰开手指粗粗计算,虽然有东西水关,有武庙闸,明清以来的南京,仍然屡遭水灾,“一夜渡头春水到,家家重漆赤栏杆”不假,接下来,随着绵绵雨季到来,南京城里很可能变成一片汪洋。

因为城市在长江边上,南京自古遭受水患之苦。操舟行市屋毁民亡,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根据文字记载,早在东吴时期,大的水灾就有过六次。赤乌十三年,也就是250年,“丹杨、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鸿水溢”。过了一年雨季又来,长江洪水漫溢,“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树二千株,石碑蹉动,吴城两门飞落”。五凤元年,东吴又一次全境大水,再次因为大雨“水泉涌溢”。

从孙权定都南京,一直到陈朝灭亡,六朝时的南京,平均七年有一次水患。东晋穆帝永和七年,王羲之撰写《兰亭集序》的两年前七月,无情之江水突袭石头城,南京城“溺死数百人”。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的一天深夜,南京城遭到江涛袭击,江水再次倒灌,南京的石头城“沉没”,城下商旅船只猝不及防,被摧毁千余艘,尸陈江面,一派惨状。

整个六朝期间,一共有五十多次淹水事件,时间差不多都发生在雨季。到了507年,也就是梁朝天监六年,连续下暴雨,长江水倒灌,城内积水无法排出,导致御道水深三米多,梁武帝的皇宫也被浸在水里,朱雀楼上的屋顶被大风掀掉,梁武帝一度被困,情急中,大臣们只好划船去把梁武帝救出来。

处理水患一直是南京城的最大问题,六朝时秦淮河两岸,为防止河水侵蚀,曾用木栅栏筑起高堤。考古发现,在御道和皇宫内外,有规整的六朝砖修的明沟。皇宫里还有暗沟,暗沟也都是砖砌。在今天南京图书馆一带,发现了深埋的六朝排水管道,说明当时已相当讲究,只是生产力水平有限,还不足以抵御大自然威力。不过也有专家指出,与一百多年后的盛唐长安城相比,南京城排水能力要领先很多。长安城只有一条宰相府到大明宫的御道,铺上了沙子,供人在雨天时行走,其他土路遇上下雨,三天内不能出门,排水不畅导致长安城被水淹的记载屡见不鲜。

从中唐开始,长江江岸西移,南京的水患相对减少。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出现过一次大的灾情。这一年,整个长江流域发大水,圩堤被淹没,田地毁坏,秋粮绝收。正遇上宋金关系紧张,朝廷也无暇顾及水患。南京城浸泡在水里,老百姓房子被淹,出门必须划船。“操舟行市者累月,人溺死甚众。越月,积阴苦雨,水患益甚。”《宋史·五行志》有记载,人们吃不上粮食,靠吃米糠度日,江淮一带的流民匪徒,多达数十万。

明清之际的南京,城市规模与以往已不同。东西水关以及玄武湖武庙闸的建成,大大地提高了这座城市抵御洪水的能力,但是作为一座滨江城市,水患问题总是不可能彻底解决。朱元璋在南京定都,他填掉了燕雀湖,把自己的宫殿建在了低洼地带,皇宫前昂后洼,地势并不佳,为解决这个致命弱点,朝廷对南京城的排涝尤其关注。

当时的皇宫与四周水网交错,为了防止大雨,除了借助自然水系和原有的河道外,对城市地下排水管道又有了更新。在南京五龙桥和草场门,以及明故宫遗址,都发现过当年的地下排水通道。五龙桥发现的是铜制圆柱状下水管道,明故宫发现了圆柱形水闸,将近两米多长,一截截套接,这些水闸能把皇宫内的水汇入附近御河。

最神奇的考古发现是1991年,南京建邺路进行拓宽改造,人们意外地发现明朝初年的地下水道,它正对着明故宫,与内秦淮河相通。说明明朝初年的南京城,地下水道不仅有合理布局,设计还相当讲究。这条南北走向的古地下水道横截面呈现拱形,它高两米,宽两米半,距离地表面有一米,都是用厚厚的明城砖垒砌,人可以自如地在宽大的下水道里行走。

然而明朝的南京,仍然水灾不断,明城墙被多次冲坏,下关的江堤也多次被冲毁。明弘治十五年,接连数日狂风暴雨,致使“江水泛溢入城五尺余”,军民房宇倒塌一千多间,连明孝陵的一些墙垣桥梁,都未能够幸免。万历三十六年,大雨连下近二十日,城内一片泽国,南京地方官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水灾异常,百姓被淹,“盖二百年来未有之灾”。

海南福彩网相比较起来,清朝时期南京的大水患要少一些。这个少,只能说是相对。数据往往可以骗人,引用不同的资料,查看不同的文件,有些记录自相矛盾。事实上,根据印数只有八百册的《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记载,1736—1911年,南京共遭遇大小水患六十四次。其中乾隆朝二十一次,嘉庆朝两次,道光朝十五次,咸丰朝三次,同治朝四次,光绪朝十八次,宣统朝一次。计算下来,平均不到三年时间,南京仍然要遭受一次水患的侵袭。

明清时期的南京水患,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河道畅通关系到水利体系的正常运转,所谓“岁时旱涝,尤复籍资蓄泄,必须一律疏浚深通,使内外脉络贯通,呼吸相乘”。平时要疏浚河道,这是水利工程的重点环节。明万历四十四年,曾对秦淮河进行了一次疏浚。此后直至清嘉庆年间,南京城内外大规模的河道疏浚屈指可数,由于长期缺乏疏导,“秦淮渐就淤塞”,越来越不像话:

嘉庆辛未以来,民犹殷阜,夹淮运起屋者众,河身日狭相近,弃灰土瓦砾者率于河,以是日淤垫,几成平陆。

清嘉庆年间,地方政府不得不开始着手再次疏导秦淮河。嘉庆九年,当时的布政使康基田,“率邑中绅士”,疏浚秦淮以及城内其他河道。嘉庆二十二年,又是盐巡道方体,“率邑之绅士”疏浚运渎,反正还是当官的带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自斗门桥至北乾道桥,东至内桥,西至铁窗棂,悉行疏决。始复旧道,可通舟楫,民甚便之。

可惜问题并没彻底解决,积重难返,越往后越糟糕。人患不止,水患不绝,道光十一年气候异常,梅雨期持续时间长,长江中下游各地都是大水。南京“江潮与内水交相顶灌,无路疏通,遂至城内民居、官署多在水中,并贡院号舍亦俱被淹”,“城中被水,十淹七八,水不退者三月有余”。

海南福彩网面对严峻水患,只能关闭东水关,不让洪水进城。内河新鲜水源得不到补充,长期处于死水状态,污秽无法外排。接下来,“满河之水变成绿色,腥秽四闻,时疫大作,死亡不可胜记”。当局只得重新“开放水关,起除各坝”。水患始终困扰着南京,道光二十年,“五六月间连降大雨,山水骤发,潮涌灌入城”,贡院再次积水严重,乡试再度被迫改期,连高考都要改日子,由此可见灾情有多严重。

有人因此提出引湖入江的设想,历史上玄武湖与长江本来连成一片,宋朝的王安石以粮为纲,废湖为田,湖面消失了二百多年。经过元朝两次疏浚,玄武湖已变成了一个与长江完全隔绝的内湖。新的治水思路是凿断山脉阻隔,利用玄武湖相对较高地势,使湖水直接入江,这样即便遇到北麓山洪暴发,城市面临的水患压力也会大大减轻。

从大禹治水开始,疏浚从来都是上策。但是这个设想,在讲究风水的南京官绅眼里,显然无法接受。双方观点没有办法协调,一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另一方认定玄武湖的湖水,经过武庙闸,“通秦淮,出西关,归大江,为钟山随龙养荫真正胎水,断不可旁泻”。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引湖入江的必经之路,即南京神策门一带,系“大龙正脉入城之处”,六朝时曾经凿断,引后湖通江,“故百余年间屡遭杀戮,至明初建都,始复其旧,最忌开凿”。

风水是一种说法,军事防卫还真不能不考虑。一旦开通运河,则“江上诸艘势可进逼钟山,直捣省城之背,于形势险阻尤大不便”。此时正值中英鸦片战争期间,东南地区局势紧张,若开通一条足以危及城防大局的河道,多少有些冒险。结果只能妥协,大水来了,该淹的地方还是在淹。道光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长江中下游接连大面积发水,南京遭遇的水患更是史无前例,“道光己酉年,金陵水灾为数百年所未有,通城行船,东花园、王府巷等处水逾屋脊者数尺,船行其间,为水中树枝所挂,辄至覆溺,人谓之渡海”。

海南福彩网好在太平天国之后,气候异常导致的大水,明显减少, 治理水患已不再是地方当局关注的重点。同治九年“浚西城外北河口”,次年“复浚东水关一带河”,光绪五年“疏运渎”,旧有的弊端并未彻底消除。反正就是被动应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简单粗暴的治水,在南京已经成了常态。

3 太平天国

鸦片战争中大出风头的林则徐,对于南京人来说,并不是太陌生。这个人在南京做过父母官,当过江宁布政使,三次担任江南乡试监临官,也就是在南京负责过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科举是封建时代的高考,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赵翼有诗夸赞袁大才子,说袁枚“曾游阆苑轻三岛,爱住金陵为六朝”。袁是大名士,他定居在南京,带过不少女弟子,写了很多诗,写过一本《随园诗话》,还写了一部《随园食单》,是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

林则徐不是名士,他为友人题画,不管三七二十一,全然不怕抄袭,也学着赵翼的腔调,随手来了一句“即今仍踏长干路,官爱金陵为六朝”。不太明白“官爱金陵”的准确意思,难道是说当官的都喜欢在南京任职?林则徐是从南京官场上打拼出来,他的政声很不错,是一位能做实事的官员,兢兢业业,一次次地就地提拔,升任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

只是林则徐这个两江总督的时间并不长,很快调任湖广总督,然后又去了广州,在虎门销烟,跟英国佬干起来。广州十分遥远,远隔万水千山,虎门那边在热火朝天地销烟,南京这边并没有什么太大动静。南京人当然也有吸鸦片的,也欢迎禁烟,究竟如何动真格地禁止,并没有太当回事。虎门销烟差不多一年,英国人的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了海口,鸦片战争开始。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南京人都觉得这打仗跟自己没关系,隔得非常遥远。没想到这大英帝国也太厉害,说和南京有关系,立刻就有了关系。广州那边感冒,南京这边也打起了喷嚏,英国军队的军舰,竟然会沿着长江,气势汹汹地就杀过来了。很快打到镇江,一阵猛烈炮轰,先把镇江给拿下。然后逆流而上,兵临城下,炮口直接对准南京,龙盘虎踞的金陵立刻危在旦夕。

谁都没想到林则徐大人会给南京惹下这么一大堆麻烦,朝廷慌忙调兵遣将,河南江西湖北的援兵匆匆赶到,数量上还说得过去,可是考虑到双方武器装备和战术素养的差距,大家心里都明白,人再多也没用,根本不是对手。英军舰队是移动的,人家想打哪打哪,南京作为“省城地方辽阔,周围五十余里”,需要分兵把守之处太多,“以之守城则无兵御敌,以之应敌则无兵守城”。

当时南京最高军事将领叫德珠布,是一名“年逾八旬,室有六妾,其人风烛余光耳”的老家伙,下属求教御敌之策,他“默无一语”,毫无主张。当时的守城计划,认定英军会从西面进攻,后来解密的英军攻城计划,恰恰是要从城市东面发动,城东的钟山居高临下,俯瞰全城,英军计划一旦开战,即以此山为基地,“把大炮安置在钟山的山坡上,用大炮作掩护,从高地上向南京进攻”。

好在这一仗并没真正打起来,根据双方作战计划,英军若展开攻势,南京城迅速陷落不会有任何悬念。南京人幸运地躲过一场血光之灾,当时居民慌不择路往城外跑,形势危如累卵,英军随时可以攻城。经过一次次求和,英国佬要求先付三百万“赎城金”,再坐下来谈判,“坐定之后,逐条议论”。结果众所周知,不得不在城外的静海寺签订《南京条约》,英方条件共有八项,包括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圆,“割让香港地方,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外交上使用平行礼,废除广州行商,赦免汉奸等”。

指望南京人能像广州三元里的老百姓那样抗英不现实,自南唐抗宋以后,南京基本上都处在和平的环境中。东晋和南宋基本上改变了吴人好战的习性,南京民众已经习惯于远离战争,说他们胆小怕事有些不恭敬,可是你也还真不能说他们有多勇敢,会有多少宁死不屈。《南京条约》是晚清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清朝政府算是让洋鬼子给打怕了,打服了,被迫割肉,牺牲香港止损,保住了更为重要的南京。这以后,仿佛魔瓶塞子被打开,魔鬼开始从瓶子里接二连三跑出来,《南京条约》开了很不好的头,接下来,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连着一个,套在了中国这条巨龙的脖子上。

不管怎么说,向洋人乞降,城下之盟虽然很丢脸,考虑到能够免于战乱,躲过一场兵灾,南京人还是觉得很庆幸。庆幸南京的龙脉没被挖断,庆幸没贸然实施引湖入江工程。大家发现风水这玩意儿还是有点道理,该讲究的必须得讲究,事实证明龙脉在,南京就可以安然无恙。当初反对引湖入江工程,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理由,是考虑到了军事:

至于金陵之城,背山面水,仅仪凤一门与江相近,择要凭守,后顾无虞。倘湖路一通,则神策、太平皆失其险,三方受敌, 防不胜防,四不可也。若形家者言,谓后湖为胎元之水,气一外泻,则会城之中,上而达官,下而居民,皆有不利。

较真起来,说历史上的南京多灾多难,并不太准确,事实上,除了隋朝灭陈稍稍惨烈一些,把南京城差不多给毁了,其他的改朝换代,在本地老百姓看起来,也就那么回事。兵荒马乱的日子是有,哪里都有,哪个城市都遭遇过,南京也说不上特别多,说不上最厉害。遇到改朝换代,要说抵抗,说起城市保卫战,六朝开始的孙吴孙后主,六朝结尾的陈后主,根本谈不上进行了什么有效抵抗。倒还是南唐的李后主勇敢一些,都以为写了“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煜只是一味软弱,一味风花雪月,不知道他的南京保卫战,其实是打得最好的。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这段历史,南京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风水,相信龙脉,相信“后湖为胎元之水”可以保佑自己的城市,相信是龙盘虎踞,把气势汹汹的英国佬给镇住了。可惜同样的风水,同样的龙脉,抵挡住了洋人,却抵挡不住从两广过来的太平天国。静海寺的《南京条约》签字十一年后,外国的洋鬼子走了,中国的“长毛”却势不可当地又来了。

太平军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炮口又一次对准了南京。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描写的“舳舻千里,旌旗蔽空”历史场景,再现在南京人眼前,汪士铎的《汪悔翁乙丙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登三山门望之,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

这种“既众且整”壮观场面,怎么能不让已多少年没见过战事的南京人“望之夺气”。1853年的3月12日,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对南京完成了合围,即将展开全面攻势,南北两路同时攻城。南路因地制宜,利用上新河木行的木材,扎制木筏“以济其众”,扎制云梯攀登城墙,同时轮番攻打聚宝门水西门和旱西门。北路猛攻靠近长江的仪凤门,在仪凤门外静海寺天后宫一带开凿隧道,安放炸药准备把城墙炸开。

总攻前连续数日,太平军对各城门实施游击骚扰,消耗守军的精力和弹药。到3月18日夜,攻城准备就绪,隧道里安放好炸药,只等着点火。攻城突击队已携带云梯和绳索,进入城外的前沿阵地。总攻开始,静海寺隧道一声巨响,狮子山正面城墙被炸开了,成群结队的太平军迅速冲入缺口。一路从仪凤门扑向鼓楼,一路经金川门冲往神策门,爬上鸡笼山。上山的这一路又分为两支,一支越山而下,经成贤街至小营和黄家塘,逼近清军驻防城,在黄家塘路口杀死两江总督陆建瀛。另一支则由鸡笼山东侧下台城,经旧府学向东,与防守太平门的清军激战。

双方你来我往,死伤无数,很快,南京城大部分被攻克,负隅顽抗的是被称为城中之城的“满城”,是那些死到临头的旗兵。满城的防御工事相对要完备一些,因为太平军对旗人格杀勿论,旗人只能死战到底。东王杨秀清亲自指挥围攻正阳门和朝阳门,成千上万太平军在炮火掩护下,潮水般冲击满城,城中旗人疯狂反扑,妇女皆上城墙与太平军搏杀,老人孩子也跟着呐喊助威,三次强攻都未能攻克,阵亡数千人,尸积如山。

太平军分西北两路围攻满城,以正阳门和朝阳门为牵制,在炮火掩护下实施强攻。淮清桥畔,乌衣巷口,当年都曾是激烈战场。旗人士兵抵不住对方庞大的人数优势,杨秀清将部队轮批上阵,靠车轮战消耗敌军。战斗持续数日,旗兵最后竟有人“力尽气竭而死”。杨秀清又下令,投降的旗人可以免死,旗人士气顿减,无心再战。太平军乘机猛攻,一举突破城墙,清军主帅祥厚骑马督战,被太平军“砍折马足倒地,身受数伤殒命”。其余清将均为太平军所杀,洪秀全又下令,全城捕杀旗人,“有擒得旗人者,赏银五两”。于是城中的汉人都起来搜捕追杀旗人,旗人两万余人几乎全部被杀。

对于当时的南京人来说,太平天国这段历史,从头到尾充满了血腥。在一开始,就是刀光剑影,而且已不是冷兵器时代,动不动则万炮齐轰,血肉横飞。那种老式的火炮,放起来像点爆竹,也没什么准头,大致瞄准一个方向,一轰一大片。老百姓被误伤是很容易的事,战事一旦发生,躲在哪都不行。后来的教科书中,太平天国一直正面形象示人,查百度,关于太平军定都南京,仍然用了带有褒赞的文字:

1853年3月19日攻克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陆建瀛阵亡。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在杨秀清和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的跪迎欢呼声中,进入金陵城,暂住藩习衙署,不久修缮两江总督衙门,改作天王府,并宣布定都金陵,改名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

“黎民百姓的跪迎欢呼”这一句,很值得琢磨,可以是褒,也不排除是贬。跪迎从来都是对胜利者的屈从,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从英军要攻打南京开始,准确地说,自从来了长毛,这以后的漫长岁月,南京老百姓就没怎么太平过,就没少低过头。城头变幻大王旗,兵灾连绵不断,战乱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地忍辱负重,渐渐地也习惯了,谁都想昂起高傲的头颅,但在强权面前,在刀枪威逼之下,这个城市中的居民能够活下来,已经很不错。

或许是度过了几百年的太平岁月,南京人对太平天国的到来,感到特别不适应。长毛给南京带来了十分痛苦的一段记忆,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战乱。本来太平军也有点像英军的舰队,是一支流动的大军,只不过人数更多,队伍更庞大,擅长于运动战。所向披靡,从广西一路打过来,沿江而下,想打哪就打哪,谁也拦不住。没人想到他们会停留在南京不走了,在一开始,太平军自己恐怕也没想到会在南京扎根。按照天王洪秀全的意思,按照他们最初的设想,本来是还要往河南去,去逐鹿中原,直逼京畿,彻底推翻清朝统治。

然而将河南与江南做了一番比较后,太平天国的高层意识到,南京“城高池深,民富足余”,拥有长江之险,舟船万千,远胜“水小无粮敌困不能救解”的中州之地河南。由太平天国官方刻印出版,名为《建天京于金陵论》一书中,四十一位朝臣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天京的天然优势,一致认为南京是帝王之都的不二之选,异口同声地盛赞在此建都的英明与正确。结果就一句话,习惯于流动作战的长毛,到了南京,被这里的金陵王气吸引,突然决定“不走了”。

改名为天京的南京,成为太平天国的首都。自六朝开始,加上南唐,加上大明王朝,以及后来民国的国民政府,南京终于成了十朝都会。好事者还喜欢给南京加上五代十国时杨吴的西都,加上南宋初年的行都,硬凑成十二朝都会。从1853年太平军攻进这座城市开始,到1864年城池被湘军攻陷,南京基本上一直都处于战时状态,战争和杀戮没有停止过,这一段日子,说南京人过得胆战心惊并不为过。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军事方面有三件事不得不赶紧做。首先要派劲旅继续北伐,所谓直捣幽燕。这件事做得并不好,很不好,有头无尾有始无终,本来清廷已有些弱不禁风,既不是大英帝国的对手,也抵抗不了农民起义军的攻击。此时太平军如果一鼓作气,真打到北京去,改朝换代,也不是不可能。偏偏太平天国只派了两万多军队北上,孤军深入,根本不可能获得成功。

其次遣重兵沿江西征,廓清上游,拱卫天京。太平军是从西边打过来,因为是流寇性质,习惯于流动作战,狗熊掰棒子,走一路扔一路。好不容易攻下的城池,一旦离开,又轻而易举地被清廷收复。换句话说,太平军虽然横扫了半个中国,清军其实一直是紧追在他们身后,太平军前脚跨进南京,大批的清朝军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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